余天云死揭秘 被害死还是自杀而死是反面教材(4)
从军长到学员
应该说,虽然余天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他能征善战,特别是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张国焘等人的赏识。1935年9月18日,张国焘南下时,还特意给余天云等发电报,命他率部南下,打通绥靖、崇化、丹巴前进道路。但是,余天云性格中的缺陷也让张国焘有点不放心起来,在重用他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余天云。
1934年9月下旬的红四方面军全军政工会上,虽然余天云的所属部队功勋卓著,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却把何畏任军长的9军捧到了天上,把红30军、4军、31军等军贬到地下,余天云感到特别憋屈。
让余天云感到更难过的是,由于张国焘南下后,政令与前面和中央会合时明显不一致,致使各军、师的许多工作都不好做,余天云有时发泄几句不满。这一下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他以为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因为打死号兵、挑夫一事,点名批评余天云之机,张国焘把余天云派人打周时源之事再拿出来,说余天云打骂干部战士,当场宣布撤了他的军长职务,然后在1935年11月,把余天云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原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原9军军长何畏当政委。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到红军学校任校长兼总教官,这时,红军学校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免掉军长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学员一事,对余天云打击很大,非常不愿意来上课。一方面是因为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军长来学习的只有自己一个,余天云觉得掉身份;二是校长何畏原来也是个军长,和自己是平级,而现在自己却只是高级指挥科科长,在他手下仍有些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余天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方面,余天云继续摆他的军长架子。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配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军级干部在师级干部待遇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匹牲口,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文书。余天云所在的高级指挥科,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上却有100多人,宿营的时候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得下来。原因就在余天云。余天云此时虽然职务已经变动,可仍旧摆军长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实际上作他的卫队,只服从他个人的命令,他去听课,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为他放哨警戒。
另一方面,余天云拿教员出气,对上课的教员特别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挑三拣四,不断找碴,被他找过麻烦的教员有赖光勋、郭天民、彭绍辉等。据赖光勋(开国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被张国焘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就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赖在红军大学高级系上课时,第一节刚讲了一个小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余天云就喊: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就带头离开了,赖光勋的课自然也上不成了。据郭天民(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一天,他去给高级系授课。课堂上,余天云问道:“教员,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回答说:“防空。”余天云蔑视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指红四方面军不需要防空,直接作战)!”郭天民气得拂袖而去。
余天云这样一位“军长”,本身从思想上就不服从红军大学的管理,而红军大学的校长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并且具有丰富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的红军领导人。因此,他们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冲突发生在彭绍辉(开国上将,曾任副总参谋长)的课上。
彭绍辉也是两个方面军会合时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只是来的时候余天云已经调到红31军去了。在张国焘搞分裂时,准备去找红一方面军时被发现,后发配到红大教书。余天云对彭绍辉的课很是不屑,在那里冷嘲热讽地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余天云在故意找碴,没有人理睬他,但余天云仍然横行着他的“理论”,他的警卫人员也呼呼啦啦地冲进课堂。刘伯承出面制止,余天云并不买帐,夹枪带棒地话让刘伯承很生气,当场下了余天云和警卫员的枪。
余天云不仅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对于同属于张国焘线上红人的何畏,他也是一肚子的不满意。何畏原来是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是余天云当团长时的上级,平时何、余两人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疙疙瘩瘩有一些矛盾。余天云来到红军大学早就对自己当学员、何畏当政委不服气。有一次挨了何畏的批评,余天云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团长请来喝酒。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听说此事后,吓得到处躲。他们都是有枪有警卫员的干部学员,一时弄得红军大学里气氛十分紧张。